地理学视角下的“昆仑石刻”及疑点
地理学视角下的“昆仑石刻”及疑点
地理学视角下的“昆仑石刻”及疑点作者:王乃昂(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资源环境学院教授)
《青海黄河(huánghé)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(kūnlún)”石刻:实证(shízhèng)古代“昆仑”的(de)地理位置》(以下简称《实证》)一文指出,该石刻内容及其地理位置,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。由于对该石刻的“证真”与(yǔ)“辨伪”争论激烈,针对这一学术公案,本文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一些粗浅分析。
“昆仑石刻”字口的明度差异及(jí)顶部壳状地衣。资料图片
历史地理视角下的“河源”与(yǔ)“昆仑”
古人关于“河源”与“昆仑(kūnlún)”的(de)地理认知,属于历史地理范畴,其解读自然应以(yǐ)先秦地理著作为准。成书于战国初的《禹贡》,有“导河积石”的记载。关于“积石”,一说在今甘青省界的小积石山(jīshíshān)(jīshíshān),它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标志性山脉和(hé)文化地理界线;一说在今青海省阿尼玛卿山(ānímǎqīngshān),又称大积石山。“河出昆仑”见于《山海经》,其中《五藏山经》(以下(yǐxià)简称《山经》)有“昆仑之丘……河水(shuǐ)出焉”和“敦薨之水出焉,而西(érxī)流注于泑泽。出于(chūyú)昆仑之东北隅,实惟河源”的记载。以水系特征(tèzhēng)为依据,敦薨水可比定为今疏勒河。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注入泑泽(罗布泊),是明清以前被视作黄河源头的依据。《山经》还将河源“积石说”与“昆仑说”进行了整合,谓“积石之山,其下有石门,河水冒以西流”,并说“不周(bùzhōu)之山……东望泑泽,河水所潜也”。由于当时对积石山以远的河源了解甚少,以致将罗布泊当作河源,在先秦地理体系(tǐxì)中形成了黄河“重源伏流”的错误认识。
秦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、北地二郡,秦国的(de)疆界扩展至(zhì)洮河流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以郡县制统治全国,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。高寒气候是进行农业生产的障碍,农耕区在青藏高原(qīngzànggāoyuán)东麓大致(dàzhì)分布在海拔3300米以下,故秦朝疆界“西至临洮、羌中”,积石山以远则属于“羁縻”“徼外”的氐、羌、戎人地区(dìqū)(dìqū),秦人对黄河的地理认知很难及于河源地区。清代曾三次探源(tànyuán)并绘制了河源图,但仍有“重源伏流”之说。即使今天,黄河源头的地理界定依然存在争议。
“昆仑(kūnlún)”之名见于《山海经》《禹贡》等古籍(gǔjí)中,认为昆仑山是“河水之源”。对于昆仑山的真实性和地理位置,两千多年来学者多有争论(zhēnglùn),与《山海经》一部分是可靠记录且后人有混排、一部分是想象的神话内容有关。《山海经》和《禹贡》记载的昆仑山,在地域组合上具有西北、高寒、流沙、产玉、游牧业、诸水源头等地理特性,以祁连山(qíliánshān)(qíliánshān)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(zuìwèi)符合。“昆仑”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理认知,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(zuǒzhèng)。《汉志》记载,西汉在金城郡临羌县(今青海湟源县)设置昆仑山祠,有湟水、弱水(今黑河(hēihé))等明确的地理标识;在敦煌郡则设置昆仑障(zhàng),有源于祁连山的南籍(nánjí)端水(今疏勒河)。
19世纪以来,近代地理学的(de)重点开始转向大陆内部和两极的科学考察。在此背景下,现代地理学的山系概念(由成因(chéngyīn)关联(guānlián)、延伸方向相同(xiāngtóng)的若干山脉构成(gòuchéng)的地理单元,形成于大型构造(gòuzào)单元,具有显著的地质整体性)传入(chuánrù)中国。俄国探险家普尔热(rè)瓦尔斯基在对中国西部进行多次考察后,率先在地图上画出了昆仑山的轮廓。从帕米尔高原发端,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北缘,迤逦向东延伸到柴达木盆地分为两支。一支向东北延伸形成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,一支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、阿尼玛卿山等山系。
《实证》提出秦朝已认定黄河源为星宿海、昆仑山是(shì)巴颜喀拉山及其周边区域的观点,难以(nányǐ)解释秦以后对河源问题认识的曲折历程,以及昆仑山地望不断西趋、不能(bùnéng)确指的地理事实,目前只能是缺少(quēshǎo)文献依据的假说。
内蒙古曼德拉山西夏及之后岩画的明度差异(chāyì)。王乃昂摄/光明图片
自然地理视角下(xià)的“昆仑石刻”疑问
关于“昆仑石刻”的真伪问题,支持者与怀疑者已从历史学、文字学、文本(wénběn)学、历日、书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论。现从自然地理角度,对“昆仑石刻”提出(tíchū)五点(wǔdiǎn)疑问。
1.“昆仑石刻”所在地层为砂岩,何以称是玄武岩?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,历史(lìshǐ)上以卡日曲为正源,向东北(dōngběi)和约古宗列(gǔzōngliè)曲、扎曲汇合后,东流注入扎陵湖、鄂陵湖,至玛多(mǎduō)为河源地区。这里的地层以三叠统紫红色砂岩、粉砂岩、石灰岩、中性和中基性火山岩(huǒshānyán)为主,也有板岩、结晶(jiéjīng)灰岩及白垩系紫色砂岩和粉砂岩等。两湖地区虽有比高100米左右的低丘(dīqiū),但缺少大面积基岩出露,限制了“昆仑石刻”的选址。根据各种“昆仑石刻”图片,判断其所在地层为中生代砂岩。据披露,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较为漫长(màncháng)、复杂的过程,砂岩不耐(nài)风化,玄武岩抗风化能力强、利于石刻保存,此疑问之一。
2.高寒气候和(hé)缺氧不致阻碍(zǔài)河源探险,但(dàn)“车到此”是(shì)小(xiǎo)概率事件。扎陵湖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年降水量200~400毫米,生长期一般90~100天,属高原亚寒带半干旱至半湿润气候区,常有(chángyǒu)雪灾或暴风雪(bàofēngxuě)发生。玛多(海拔4272米)年平均气温零下(língxià)4.1℃,1月平均气温零下16.8℃,7月平均气温7.5℃,气温年较差24.3℃,日较差约14℃。较大的气温较差和季节性冻土,不利于石刻长期保存。河源地区海拔4300米左右,氧分压虽不足海平面的58%,还不是高度的生理界限,但寒冷、缺氧以及干燥、多风的严酷自然(zìrán)条件,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,是难以抵达的。秦朝的驰道或驿路多以都城和郡县治城为(wèi)中心向辖区内四周辐射,最远可达边境。在冬季出发前往河源虽可利用河水(héshuǐ)结冰顺利渡过黄河(huánghé),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秦代(qíndài),于河源地区修建道路难以想象,“车到此”无疑是小概率事件,此疑问之二。
3.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缺失地衣,不利于证伪其是“确切晚期”的遗存(yícún)。“昆仑石刻”所在地以高山草甸(cǎodiān)为主,岩石表面一般会附生各种地衣。地衣是真菌与光和生物之间(zhījiān)稳定(wěndìng)而又相互利用(lìyòng)的联合体,从南北两极到赤道的所有(yǒu)陆地,无论是(wúlùnshì)高山、平原还是荒漠、草地,都可以寻觅到它们的踪迹。据报道,在青藏高原直径大于2厘米的岩面凹穴,通常30年内就(jiù)会被黄绿地图衣等先锋物种占据。近日流出的高清图片“昆仑石刻”顶部,就有黄色和褐色的壳状地衣附着。壳状地衣生存期长,喜爱生长在高山草甸带的岩石及冰碛漂砾(piāolì)上(shàng),形态多呈圆形,其半径尺寸与生长年代有一种指数曲线关系,可用以进行高海拔地区的年代学研究。遗憾的是“昆仑石刻”刻面、刻痕、凹穴均未见壳状地衣,无法通过地衣覆盖证伪其是“确切晚期”遗存的可能(kěnéng)。至于为什么缺失地衣,是人为损毁(sǔnhuǐ)还是“昆仑石刻”年轻所致,抑或原本就没有,此疑问之三。
4.“昆仑石刻”字体(zìtǐ)之间存在明度(míngdù)(míngdù)差异,难以自证真确(zhēnquè)。岩石(yánshí)自然风化状态下刻痕的(de)明度,亦即(jí)被摄体(shètǐ)在接受光线照射后,其(qí)反射出来(chūlái)的明亮程度会随时间衰减。岩石表面新的石刻,颜色呈白色或灰白色,与自然风化状态下的褐色岩石表面可形成鲜明的反差(fǎnchà)。由于岩石中含有铁、锰等物质成分,石刻暴露于开放环境中即受到风吹、日晒、雨淋等现象的自然风化,随着时间推移表面颜色及光泽逐渐趋于暗淡而呈浅褐色。因此,根据石刻的明度与年代的关系,可判断其相对年龄大小。“昆仑石刻”作为(zuòwéi)摩崖石刻,壁面总长82厘米,最宽处30厘米。在如此小的范围,应不存在岩性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刻痕明度差异。但从整个刻面看,下部颜色新鲜,中上部颜色较深,显示风化时间有差异。特别是“月”“到”二字的刻痕明度较其他字体泛白或新鲜,“采”字疑似刻在较新剥落面上,如何给予(jǐyǔ)科学解释,此疑问之四。
5.砂岩不耐风化,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何以保存至今且相对(xiāngduì)完好?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且(bùdàqiě)属同一(tóngyī)自然地带的情况下,气候条件对岩石风化的影响(yǐngxiǎng)可忽略不计,但对岩性差异、抗压强度、岩石结构(jiégòu)构造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。不同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,它们影响着岩石的易碎性和表面积。风化速率的差异,可以从不同岩石类型的石刻、碑刻上表现出来(chūlái)。“昆仑石刻”岩石构造节理发育,由于愈接近地表寒冻风化愈强,刻面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。石刻字口边缘较光滑,刻痕深浅不一,底部(dǐbù)宽平呈现出U形(xíng)凹槽。相较“昆仑石刻”的字迹清晰程度,抗风化能力较强的秦泰山刻石、峄山刻石均已严重(yánzhòng)风化,几乎难以辨识。但“昆仑石刻”却(què)风化较轻,主要信息保存完好,此疑问之五。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由于笔者(bǐzhě)缺少实地考察和第一手数据资料,上述分析难免错误。从高清图片可见,“昆仑石刻”背风坡脚有厚(yǒuhòu)约20厘米的(de)冰缘风成黄土,内应保存或多或少(huòduōhuòshǎo)的石刻“密码”。因此,期待相关(xiāngguān)专业团队给出权威的断代结果和真假结论,以合理解释上述疑问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5年07月(yuè)04日 08版)
来源:光明网(guāngmíngwǎng)-《光明日报》
作者:王乃昂(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资源环境学院教授)
《青海黄河(huánghé)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(kūnlún)”石刻:实证(shízhèng)古代“昆仑”的(de)地理位置》(以下简称《实证》)一文指出,该石刻内容及其地理位置,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。由于对该石刻的“证真”与(yǔ)“辨伪”争论激烈,针对这一学术公案,本文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一些粗浅分析。
“昆仑石刻”字口的明度差异及(jí)顶部壳状地衣。资料图片
历史地理视角下的“河源”与(yǔ)“昆仑”
古人关于“河源”与“昆仑(kūnlún)”的(de)地理认知,属于历史地理范畴,其解读自然应以(yǐ)先秦地理著作为准。成书于战国初的《禹贡》,有“导河积石”的记载。关于“积石”,一说在今甘青省界的小积石山(jīshíshān)(jīshíshān),它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标志性山脉和(hé)文化地理界线;一说在今青海省阿尼玛卿山(ānímǎqīngshān),又称大积石山。“河出昆仑”见于《山海经》,其中《五藏山经》(以下(yǐxià)简称《山经》)有“昆仑之丘……河水(shuǐ)出焉”和“敦薨之水出焉,而西(érxī)流注于泑泽。出于(chūyú)昆仑之东北隅,实惟河源”的记载。以水系特征(tèzhēng)为依据,敦薨水可比定为今疏勒河。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注入泑泽(罗布泊),是明清以前被视作黄河源头的依据。《山经》还将河源“积石说”与“昆仑说”进行了整合,谓“积石之山,其下有石门,河水冒以西流”,并说“不周(bùzhōu)之山……东望泑泽,河水所潜也”。由于当时对积石山以远的河源了解甚少,以致将罗布泊当作河源,在先秦地理体系(tǐxì)中形成了黄河“重源伏流”的错误认识。
秦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、北地二郡,秦国的(de)疆界扩展至(zhì)洮河流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以郡县制统治全国,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。高寒气候是进行农业生产的障碍,农耕区在青藏高原(qīngzànggāoyuán)东麓大致(dàzhì)分布在海拔3300米以下,故秦朝疆界“西至临洮、羌中”,积石山以远则属于“羁縻”“徼外”的氐、羌、戎人地区(dìqū)(dìqū),秦人对黄河的地理认知很难及于河源地区。清代曾三次探源(tànyuán)并绘制了河源图,但仍有“重源伏流”之说。即使今天,黄河源头的地理界定依然存在争议。
“昆仑(kūnlún)”之名见于《山海经》《禹贡》等古籍(gǔjí)中,认为昆仑山是“河水之源”。对于昆仑山的真实性和地理位置,两千多年来学者多有争论(zhēnglùn),与《山海经》一部分是可靠记录且后人有混排、一部分是想象的神话内容有关。《山海经》和《禹贡》记载的昆仑山,在地域组合上具有西北、高寒、流沙、产玉、游牧业、诸水源头等地理特性,以祁连山(qíliánshān)(qíliánshān)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(zuìwèi)符合。“昆仑”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理认知,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(zuǒzhèng)。《汉志》记载,西汉在金城郡临羌县(今青海湟源县)设置昆仑山祠,有湟水、弱水(今黑河(hēihé))等明确的地理标识;在敦煌郡则设置昆仑障(zhàng),有源于祁连山的南籍(nánjí)端水(今疏勒河)。
19世纪以来,近代地理学的(de)重点开始转向大陆内部和两极的科学考察。在此背景下,现代地理学的山系概念(由成因(chéngyīn)关联(guānlián)、延伸方向相同(xiāngtóng)的若干山脉构成(gòuchéng)的地理单元,形成于大型构造(gòuzào)单元,具有显著的地质整体性)传入(chuánrù)中国。俄国探险家普尔热(rè)瓦尔斯基在对中国西部进行多次考察后,率先在地图上画出了昆仑山的轮廓。从帕米尔高原发端,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北缘,迤逦向东延伸到柴达木盆地分为两支。一支向东北延伸形成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,一支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、阿尼玛卿山等山系。
《实证》提出秦朝已认定黄河源为星宿海、昆仑山是(shì)巴颜喀拉山及其周边区域的观点,难以(nányǐ)解释秦以后对河源问题认识的曲折历程,以及昆仑山地望不断西趋、不能(bùnéng)确指的地理事实,目前只能是缺少(quēshǎo)文献依据的假说。
内蒙古曼德拉山西夏及之后岩画的明度差异(chāyì)。王乃昂摄/光明图片
自然地理视角下(xià)的“昆仑石刻”疑问
关于“昆仑石刻”的真伪问题,支持者与怀疑者已从历史学、文字学、文本(wénběn)学、历日、书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论。现从自然地理角度,对“昆仑石刻”提出(tíchū)五点(wǔdiǎn)疑问。
1.“昆仑石刻”所在地层为砂岩,何以称是玄武岩?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,历史(lìshǐ)上以卡日曲为正源,向东北(dōngběi)和约古宗列(gǔzōngliè)曲、扎曲汇合后,东流注入扎陵湖、鄂陵湖,至玛多(mǎduō)为河源地区。这里的地层以三叠统紫红色砂岩、粉砂岩、石灰岩、中性和中基性火山岩(huǒshānyán)为主,也有板岩、结晶(jiéjīng)灰岩及白垩系紫色砂岩和粉砂岩等。两湖地区虽有比高100米左右的低丘(dīqiū),但缺少大面积基岩出露,限制了“昆仑石刻”的选址。根据各种“昆仑石刻”图片,判断其所在地层为中生代砂岩。据披露,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较为漫长(màncháng)、复杂的过程,砂岩不耐(nài)风化,玄武岩抗风化能力强、利于石刻保存,此疑问之一。
2.高寒气候和(hé)缺氧不致阻碍(zǔài)河源探险,但(dàn)“车到此”是(shì)小(xiǎo)概率事件。扎陵湖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年降水量200~400毫米,生长期一般90~100天,属高原亚寒带半干旱至半湿润气候区,常有(chángyǒu)雪灾或暴风雪(bàofēngxuě)发生。玛多(海拔4272米)年平均气温零下(língxià)4.1℃,1月平均气温零下16.8℃,7月平均气温7.5℃,气温年较差24.3℃,日较差约14℃。较大的气温较差和季节性冻土,不利于石刻长期保存。河源地区海拔4300米左右,氧分压虽不足海平面的58%,还不是高度的生理界限,但寒冷、缺氧以及干燥、多风的严酷自然(zìrán)条件,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,是难以抵达的。秦朝的驰道或驿路多以都城和郡县治城为(wèi)中心向辖区内四周辐射,最远可达边境。在冬季出发前往河源虽可利用河水(héshuǐ)结冰顺利渡过黄河(huánghé),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秦代(qíndài),于河源地区修建道路难以想象,“车到此”无疑是小概率事件,此疑问之二。
3.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缺失地衣,不利于证伪其是“确切晚期”的遗存(yícún)。“昆仑石刻”所在地以高山草甸(cǎodiān)为主,岩石表面一般会附生各种地衣。地衣是真菌与光和生物之间(zhījiān)稳定(wěndìng)而又相互利用(lìyòng)的联合体,从南北两极到赤道的所有(yǒu)陆地,无论是(wúlùnshì)高山、平原还是荒漠、草地,都可以寻觅到它们的踪迹。据报道,在青藏高原直径大于2厘米的岩面凹穴,通常30年内就(jiù)会被黄绿地图衣等先锋物种占据。近日流出的高清图片“昆仑石刻”顶部,就有黄色和褐色的壳状地衣附着。壳状地衣生存期长,喜爱生长在高山草甸带的岩石及冰碛漂砾(piāolì)上(shàng),形态多呈圆形,其半径尺寸与生长年代有一种指数曲线关系,可用以进行高海拔地区的年代学研究。遗憾的是“昆仑石刻”刻面、刻痕、凹穴均未见壳状地衣,无法通过地衣覆盖证伪其是“确切晚期”遗存的可能(kěnéng)。至于为什么缺失地衣,是人为损毁(sǔnhuǐ)还是“昆仑石刻”年轻所致,抑或原本就没有,此疑问之三。
4.“昆仑石刻”字体(zìtǐ)之间存在明度(míngdù)(míngdù)差异,难以自证真确(zhēnquè)。岩石(yánshí)自然风化状态下刻痕的(de)明度,亦即(jí)被摄体(shètǐ)在接受光线照射后,其(qí)反射出来(chūlái)的明亮程度会随时间衰减。岩石表面新的石刻,颜色呈白色或灰白色,与自然风化状态下的褐色岩石表面可形成鲜明的反差(fǎnchà)。由于岩石中含有铁、锰等物质成分,石刻暴露于开放环境中即受到风吹、日晒、雨淋等现象的自然风化,随着时间推移表面颜色及光泽逐渐趋于暗淡而呈浅褐色。因此,根据石刻的明度与年代的关系,可判断其相对年龄大小。“昆仑石刻”作为(zuòwéi)摩崖石刻,壁面总长82厘米,最宽处30厘米。在如此小的范围,应不存在岩性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刻痕明度差异。但从整个刻面看,下部颜色新鲜,中上部颜色较深,显示风化时间有差异。特别是“月”“到”二字的刻痕明度较其他字体泛白或新鲜,“采”字疑似刻在较新剥落面上,如何给予(jǐyǔ)科学解释,此疑问之四。
5.砂岩不耐风化,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何以保存至今且相对(xiāngduì)完好?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且(bùdàqiě)属同一(tóngyī)自然地带的情况下,气候条件对岩石风化的影响(yǐngxiǎng)可忽略不计,但对岩性差异、抗压强度、岩石结构(jiégòu)构造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。不同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,它们影响着岩石的易碎性和表面积。风化速率的差异,可以从不同岩石类型的石刻、碑刻上表现出来(chūlái)。“昆仑石刻”岩石构造节理发育,由于愈接近地表寒冻风化愈强,刻面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。石刻字口边缘较光滑,刻痕深浅不一,底部(dǐbù)宽平呈现出U形(xíng)凹槽。相较“昆仑石刻”的字迹清晰程度,抗风化能力较强的秦泰山刻石、峄山刻石均已严重(yánzhòng)风化,几乎难以辨识。但“昆仑石刻”却(què)风化较轻,主要信息保存完好,此疑问之五。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由于笔者(bǐzhě)缺少实地考察和第一手数据资料,上述分析难免错误。从高清图片可见,“昆仑石刻”背风坡脚有厚(yǒuhòu)约20厘米的(de)冰缘风成黄土,内应保存或多或少(huòduōhuòshǎo)的石刻“密码”。因此,期待相关(xiāngguān)专业团队给出权威的断代结果和真假结论,以合理解释上述疑问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5年07月(yuè)04日 08版)
来源:光明网(guāngmíngwǎng)-《光明日报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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